第3209章 狂暴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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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後，大地回暖了。
春雨已歇，但有春風、有春意，有改革的春潮，在湘南大地上湧動著。
在清明過後的星期一這一天，《湘南日報》的頭版頭條，重磅刊發了胡憲峋考察雲溪村的新聞。
與此同時，一篇氣勢磅礴的文章，一道登陸了這家湘南地區的第一大報的二版，伴隨著清晨的日光，出現在了湘南各個地區的大街小巷。
胡憲峋考察雲溪村的新聞和那篇文章在全省範圍內引起矚目之餘，江川城，則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陷入到無儘絕望當中。
那片文章題目：《中國城鄉融合發展視域下的公有企業製度改革與農村土地製度改革的構想》。
文章署名：聯盛集團董事長張雲起。
在文章的開篇，張雲起如是寫道：“《呂氏春秋·審分》中記載：‘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在兩千三百年以前，我們的祖先便指出了一個簡單道理，井田製下，農夫耕種公田不積極，但廢除井田製、實行按畝征稅的製度後，農夫的生產積極性明顯得以提高。
在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浩蕩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民主化和法製化進程中，為解放生產力，呼喚著‘國退民進’，呼喚著私人產權的確立和擴展，呼喚著‘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而推動公有企業產權製度改革和農村集體土地製度改革，盤活國有工業用地和農村耕地，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加速城鄉要素資源雙向流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核心途徑。”
基於這一總論點，張雲起指出：“站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視域下，就公有企業產權製度改革而言，我們必須得承認的一點是，當前中國的公有企業產權製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化過程中擴展開來的，不僅冇有現成的理論框架和成功經驗作為參照，甚至還缺乏明晰的、操作性較強的綱領、政策或法律依據，但是在大的政策背景和市場競爭的篩選壓力下，總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注意。”
“就在去年，我國出台了分稅製改革。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對保障改革開放的推行十分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分稅製的弊病，它帶來了地方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為改善民生，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地方需要開辟第二財政，也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的建立，則需要圍繞城市核心資產—國營企業所有的工業土地進行有效盤活。這是‘江川’模式的真正內涵。”
張雲起絲毫不迴避近來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江川模式”，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胡浩波教授的文章中，他的幾個論點最核心的是‘江川模式’與‘國退民進’呈相背離，他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改革應該基本遵守‘國退民進’的思路，這才符合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製度改革。然而，我始終認為，就我們國家的國情而言，國可以退，但不能完全退，甚至是不能大退，中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涉及到經濟命脈的產業，必須牢牢控製在國營企業手中，因此，一個可供參考的改革思路是‘抓大放小’，放掉小的，牢牢掌握住大的。”
“抓大放小”的國營企業改革思路，是兩年後的1997年才提出來的。張雲起直接給出了具體實施路徑：“在‘抓大’策略實施的層麵上，有四條路徑可供參考：一是直接改造成持股主體多樣化的股份公司；二是改造成國有獨資公司，然後再由國有獨資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將生產主體部分改造成為多元投資主體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三是由原來的行業主管部門改造成純粹的控股型國有獨資公司；四是按照先改組，後改製的原則進行結構調整，實行資產重組。”
“在‘放小’策略實施的層麵上，主要由地方政府與平台公司來推動。改革即‘放小’的步子，可以邁得大一些，方法主要是依托如江川市國投一樣的平台公司，針對下麵的國有中小企業，通過破產、拍賣、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製等多種改革形式，在短時間內實現國有產權的‘民營化’。
國企改革問題的核心，一直是激勵機製的問題。‘放小’的這部分改革，可以將抵消的國有資產讓渡給能夠建立很好的激勵機製的民企去經營，從而使得國有中小企業扭虧為盈，並且解決債務問題，為平台公司騰出工業用地，為打造土地財政奠定基礎，具有極大的經濟上的合理性。
在這一方麵，可以參考江川市國投與聯盛集團達成的46家罐頭廠委托承包經營合作項目，該項目為市國投騰出28塊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基於這些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市國投可以通過招拍掛轉為商住用地發展商業地產和房地產行業，也可以招商引資打造重點製造業產業，還可以利用工業用地和舊廠區開發專業市場進行高效盤活，從而充盈財政，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市民，優化營商環境，發展產業經濟。”
寫到這裡，張雲起基本上已經把他認為當前國營企業改革所麵臨的問題和“江川”模式的核心要義講完了。
隨後，他筆鋒一轉，直指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刻問題。
張雲起在文章指出：“農村集體土地製度改革，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和貫穿整個過程的主要內容，我國需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以及趨於固化的城鄉分工格局，在70年代末期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基本經營製度，有效解放了勞動力，小農經濟迎來複蘇，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奔向城市務工，農地細碎化的小農經濟難以為繼，城鄉要素單向流動，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傳統的鄉土中國正迎來結構性困境！”
寫到這裡，張雲起從三個更深層次的角度指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三農”所麵臨核心問題：
一是從工農關係角度來思考土地製度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業和工業始終是處於相互補充地位，土地本身具有保生存和保建設的雙重功能，在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體係建成之前，大量的農業人口為工業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二是從曆史正義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工業的“債權人”，有理由要求在初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係之後，對廣大農村進行一定的製度紅利補償，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工業就業機會，為農業建設進行反向的工業資源輸送。而問題恰恰在於，市場化改革遵循的是城市偏向的資本增殖邏輯，使得大量的工業資源和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農村和農業失去了與國有工業資源之間的顯性或隱性的分配劃撥關係，隻剩下了市場交易關係。個體經營的農民因為戶籍製度和土地製度的限製，失去了與城市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機會。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的有機聯絡被切斷，城鄉矛盾逐漸凸顯出來。
三是從曆史邏輯來說，本應儘快通過製度設計破解和扭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城鄉二元分治格局，但是由於製度性斷裂，市場法則逐步開始對土地製度和農業生產發揮著決定性影響，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反而更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
針對這三個問題，張雲起毫不隱晦地指出：“近年來，浩蕩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經濟大跨步發展，但是，農民群體不應該被曆史的巨浪快速淹冇。過度的強調市場化和超強的工業實力，它的隱憂在於商品積累，如何有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將決定未來三十年我國農村這個蓄水池的消費承接能力，糧食保障能力。”
張雲起寫道：“在這裡，有一條可供參考的‘雲溪經驗’是，通過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設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台，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促進農民增收。”
張雲起寫道：“當前，市場化經濟改革是在不斷推進的，未來的外部市場條件決定了必須將‘農業生產’升級到‘農業經營’的水平，必須引入資本將傳統小農業生產模式改造成現代化大農業生產模式。而不論是城市的資本下鄉，還是原來的農業生產者通過資本集聚的方式進行規模化投資，都意味著加速土地資源的流轉與集中。進行更大規模的土地利用與開發，將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張雲起寫道：“現實中，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利可以通過租賃等方式進行流轉，然而在現有的農村土地政策體係中，這些農業經營者的身份卻是尷尬的，經營權如何獲得？有哪些權能？如何得到法律政策保護？缺少了明晰的界定！也缺少了主張權利的足夠空間！”
張雲起寫道：“鑒於逐步加速的土地權屬分離的局麵，也為了保護和確認實際土地經營者的權益，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壯大集體經濟，發展現代化農業產業，應該考慮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給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確權，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允許農地經營權流轉，從而對經營主體進行賦權頒證，充分保護經營主體權益的同時，也為經營的土地明確了物權屬性，並且疊加了金融屬性，獲得了市場流動性。這一點，對於農村資源要素依托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台，讓農民進城務工的同時，引入資金、技術、人才下鄉，形成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至關重要的。”
張雲起繼續寫道：“當然，不論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還是建設農村產權交易中心等城鄉要素對接平台，核心目的都是依托農地，壯大如村辦合作社等村集體經濟組織，大力推動建設村辦企業，發展村集體經濟，發展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產業。”
張雲起寫道：“某種意義上講，所謂村辦企業，就是江川市國投的農村版本。當然，這中間也可以有諸多因地製宜的變種，如雲溪村的華豐農業公司，這家村辦公司由雲溪村股份合作社全資控股，雲溪村股份合作社則由聯盛集團與全體雲溪村民共同持股，為什麼要引入聯盛集團？因為雲溪村的農民隻有土地，冇有資金，冇有技術，冇有農產品原料加工和銷售渠道，聯盛集團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便是依托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吸引城市資金、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下鄉，解放農民進城務工，推動城鄉各類要素雙向流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農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內涵！”
張雲起最後寫道：“從我國土地製度的變遷曆程可以明顯看到，不同曆史時期的土地製度，都或多或少地體現著頂層意誌，關聯著社會經濟形態特征。加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進行新時代的土地製度變革，不僅是要能迴應當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關切，迎合現實的迫切需要，更應該著眼於化解逐步加劇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從而啟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潛力。所謂的‘江川模式’和‘雲溪經驗’，一個著眼於工業用地的盤活，充盈財政，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工業產業；一個著眼於農村耕地的盤活，解除農民進城的後顧之憂，振興農業產業，從而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在整篇文章的最後，張雲起寫下了一段發自肺腑的結束語：“作為一名閱曆尚淺的年輕人，經營企業這些年裡，可以說是處處都能夠感受到市場改革對這個社會和對我個人方方麵麵的影響，當然，也經曆過很多的挫折，但是不論怎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始終無比堅信，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開放運動，將會是二戰之後，人類曆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我也可以為我的這種堅信找到很多詳實的數據根據，但是並不需要，因為我的堅信，就是一種樸素的信念，它源於司馬遷、杜甫、蘇軾、魯迅，源於一條大河波浪寬，源於對中國人民勤奮實乾的欽佩！
我是窮苦人家出身，在很多年裡，都掙紮在生存的邊緣上；在很多年裡，我一邊上學唸書一邊做小本生意。後麵，掙到了點錢，日子好過些了，但始終也冇有什麼宏偉的藍圖，如果說，在此刻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帶有何種意圖或者說還有什麼想要做的事，那就是讓我身邊的人過得好一點。這個，比大多數宏偉要更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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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這一章寫的很任性。
我知道冇人愛看這個，乾巴巴的跟王八唸經一樣，但我還是寫了。但如果真的有讀者老爺很認真的看了，我還是會很高興。畢竟，這些都是我寫給xx單位領導的（可以往大裡想）。各位呢，是比領導還大的讀者爺爺加奶奶！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從作者的角度出發的話：因為我就是乾這個的，天天寫這個，但寫的也很亂，從來冇有正正歸歸係統性的總結過我的底層邏輯，所以我想寫我心裡的關於土地運作的一些邏輯（所以成績差，不迎合讀者嘛，就這麼個悲慘結局。我認了，命也。）
另外，時間趕，寫的也不會那麼的嚴絲合縫，糙的很，很多都冇講清楚。平時給領導寫這個，多少也得構思加寫上一週。有時間的時候再改吧。
從本書的角度出發的話：張雲起馬上就要高考畢業了，要離開了江川市了，算是給他在江川所做的事情做一個總結吧。他在江川這些年不是白混，確實還是做了點事情的。寫完這一卷，後麵，可能不大再會如此詳細的涉及到這一方麵的內容了。
輕鬆點，混混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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